■郭铁成 去年，我们对全球有明显创新活动的40个国家经济体，进行了创新评级。评级采取三分法，即将这些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划分为高等创新程度、中等创新程度、低等创新程度三个等级。采用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测算经济创新度（PDI），结果显示，高等创新程度的经济体有12个，中等创新程度的经济体也有12个，低等创新程度的经济体有16个。 我国的经济创新程度，刚好位于中等创新程度区间，处在该区间的中高水平。可以判定，我国属于中等创新程度经济体。中等创新程度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主要创新总量指标居世界前列，但均量指标处于中下水平。 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100万，连续几年世界第一；研发人员超过535万，也位居世界第一。研发投入强度超过欧盟28个成员国的平均水平（1.96%），也超过了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等。 但均量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某些新兴国家。例如，2014年我国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为49.2人年，而中等创新程度、高等创新程度经济体一般都在111~202人年之间，2011年美国约为136人年、日本145人年、韩国138人年、俄罗斯119人年。又如，世界科技论文篇平均被引次数是11.3次/篇，而我国的国际科技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为8.1次/篇。 既然创新均量指标不够高，为什么能够说我国属于中等创新程度经济体呢？这是因为科技创新产出与经济活动产出具有重大区别。创新产出的使用价值具有无限性，可以供许多人使用，甚至全人类使用；而经济产出的使用价值则是有限的，一些人使用另一些人就不能使用，而且用完就消失了。因此，衡量创新程度时，总量指标优于人均指标，总量指标为主、均量指标为辅；而衡量经济活动时，则正好相反，均量指标要优于总量指标，均量指标为主、总量指标为辅。 二、创新活动中领跑、并跑与跟踪并存，但多数创新活动仍是跟踪。 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例如，我国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系统、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天河”高性能计算、“蛟龙号”载人潜水、深海钻探技术等，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在未来技术方面，我国在量子通讯、量子芯片、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等领域世界领先。更重要的是，在很多细分市场上，特别是在民用市场上已经出现一些居于全球产业链高端的技术和产品。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处于“领跑”的领域还不多，大多数领域还是跟踪，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还不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三、创新基础设施、设备、仪器与国际水平保持同步，但高端设备、仪器大多数依赖进口。 已拥有铁路、公路、民用航空、水运和管道组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铁路营业里程、电气化铁路总里程居全球第二，高铁运营总里程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量之和，世界第一；公路总里程、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世界第一；民航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航空运输系统；港口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 已具备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和公用邮政网络。拥有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系统和最大互联网用户群，4G用户数超过2.7亿；固定及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03.2%，北斗二号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区域组网并正式提供运行服务。 已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的科技基础设施。已建成上海光源、正负电子对撞机等一批大科学装置，正在建设和即将启动的重大科学工程项目超过40项。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48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达到346个。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研究实验基地，建设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比较完备的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体系。 创新基础设施、设备、仪器短缺、老旧、落后的局面，发生根本改变，但科研仪器对外依存度过高，精密仪器、生命科学仪器、大型科学仪器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大多数依靠进口。 四、市场化的技术研发体系已经建立，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改革开放初期，科研生产两条线，企业不搞研发，科研单位脱离生产搞研发，造成大量科技成果无法应用。如今，科研生产两条线的问题基本解决，市场化的技术研发体系已经形成。研发活动由科研机构执行为主变为由企业执行为主，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70%以上的研发人员分布在企业，2015年超过74%；70%以上的研发经费由企业执行，2015年超过77%；60%以上的发明专利由企业申请。开发类科研院所由事业单位改制为研发型企业，或者承接市场研发合同，或者从事高科技产品开发和生产，已经不存在科技成果转化问题。 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这也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最大差距。公共投入与企业需求脱节，目前在很多地方，还程度不同地存在计划项目由政府推荐、审批，科学家立题、评审的现象；基础研究成果与市场价值脱离，缺乏技术商业化体系，科研人员难以确定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而企业用户又不了解科研成果的技术性能；政府采购与研发投入脱节，政府采购政策没有把创新作为重要因素考虑，公共研发项目也没有把技术商业化作为重要内容；科技人员与企业创新脱节，大量高等学校研发活动较少，缺乏为企业创新服务的机制。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6-02-29 第7版 观点)